我曾两次来北大，在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先后工作了十年。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8年；第二次是1972年到1978年。这两个五年，是未名湖上十分不平静的两个五年。回想起来，有不少可记之事，可怀之人，令人思潮如涌，意惹情奔。
我是1953年8月23日从上海调来北大工作的，负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任务。这门课，特别是其中的现当代部分，没有现成的教材，需要临时搜集材料，开学在即，只准备了一个多星期，就仓促上阵了。
那时候，新中国成立不久，百废俱兴，举国上下，欣欣向荣。燕园内书声琅琅，弦歌不辍。教师们过的也是神仙般的日子。开始的一段时期，我单身一人住在未名湖畔的备斋，前邻岛亭，两侧是均斋、体斋和健斋，相看两不厌的是未名湖的湖光塔影。除了上课和系里教研室里的例会之外，其余的时间可以全部用来看书和备课。吃饭在均斋附近的教工食堂，伙食办得又便宜又好。除了散打以外，还可以按月包伙和订奶。每天干到下午五点，就随着全校的人流，涌到东操场去参加半小时左右的体育锻炼。文娱活动则有每个周末必放的东操场的免费电影，和小礼堂、大饭厅的各种各样的演出。买书，可以就近上岛亭的新华书店，城里的一些老字号的旧书店的小伙计们，有时也老远的骑车送书上门，让你不出宿舍，就能买到称心的或急需的书。后一部分书，送书的小伙计们还可让你先看着，如不中意，下次送书的时候再退给他。手头一时不便，还可以赊账，月底开工资的时候，一并支付。
这样的日子，随着一浪一浪的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的到来，而逐渐地被打乱。批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批胡适的时候，虽然也联系各人的实际，但对多数人说来还只是接受教育。批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人受到株连。我们专业的资料室中，就曾经有过一位被下放监督劳动的所谓“胡风分子”。肃反运动中，系里教研室里都有不少教师受到审查。赶到反右运动开始，被触动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了。教师中的朱家钰，学生中的林昭，是其中最不幸的两个。她们后来的遭遇，每一想起，都令人黯然神伤。上面提到的这些运动，我都参加了，也都侥幸“漏网”了，但也从此成为惊弓之鸟了。
尽管这样，在北大的这第一个五年，仍然是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十七年间，读书最多，过得最充实的五年。“文革”中，我曾经为“前十七年”走“白专道路”，作过检讨。查了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读书纪录，累计达两千多种，其中的绝大部分，正是在这五年内读的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备课和研究的需要，我还查阅了校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的报刊。其中有不少属于珍本和善本。在这方面，当时担任馆长的向达教授，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例如毛泽东主办的《湘江评论》的原件，就是在他特批下，才得以看到的。
1958年8月，新闻专业的全体师生，整个建制的并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我在北大工作的第一个五年，就此宣告结束。
再一次回到北大，是相隔14年后的1972年8月。当时，中文系恢复了新闻专业，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分配到这个专业学习，急需专业课师资，而人大新闻系的教师因人大停办，全部滞留于江西的五七干校，于是就整个建制的调来了北大。我也随着再次来到了北大。
这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雨横风狂阶段已经过去，学校正处在军宣队工宣队当家，实行“斗、批、改”，和工农兵学员执行“上、管、改”的阶段。虽然已经恢复了教学，但一切都很不正常。作为“六厂二校”之一，学校受到了“四人帮”的严密控制。教师们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的歧视，心情上十分压抑。吴组缃先生的一想起“文化大革命”就“毛骨悚然”一句话，就不知被反反复复地批了多少次。虽然来了一大批新闻专业的教师，但专业课并没有开多少。一部《语法逻辑修辞》成了各年级的主课。《中国新闻史》因为被认为充满了“封、资、修”的内容，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。
这五年，我教过基础写作、新闻写作，讲过毛主席诗词，辅导过中共党史，评过《水浒》，唯独没有教过自己的专业课《中国新闻事业史》。
这五年，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折腾和浪费掉了不少时间。但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环境中，我仍然得到了不少的教益。首先，利用跟班教员的名义，和课后辅导工作的需要，我随着那个班的工农兵学员，听了校内诸子百家的课，其中有的是早已蜚声于时的老学硕儒，也有一些则是后来的知名教授。这些老师们术业有专攻，个顶个的都是所在学科领域内的佼佼者。他们讲课的风格虽然不同，但都显示了雄厚的学术根底，和极富魅力的教学艺术。使我从中得了很好的借鉴。老教授们身处逆境仍然勤奋治学的行动，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。王力先生利用下厂的时间，在公共汽车上编他的同源字典；季羡林先生利用开大批判会的间隙，在笔记本上翻译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著名诗篇。这些，有的是当时就听说的，有的则是亲眼看到的。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也抓紧时间，找点书来看。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等几部大部头的书，就是这一段时期，利用一早一晚和白天的一些零碎的时间，断断续续的看下来的。此外，我还利用一些机会，私下里向一些校内的老学者请教，当时还在受审查的章廷谦教授，在鲁迅研究问题上，就曾经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。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我还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，是在未名湖畔度过的。这时，形势已经改观，科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。北大的师生们，都在抓紧时间，认真读书，以挽回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损失。我也和大家一样，抓紧研究和积累，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收藏上的优势，为即将动笔的专著收集材料。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陆续问世的一些科研成果，其准备工作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内在未名湖畔完成的。
1978年8月，人民大学复校，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全体师生，又整个建制的并回人民大学新闻系，我在北大工作的第二个五年，也就随之结束了。
前后两次在未名湖畔工作的这十年，虽然风风雨雨很不平静，但是是很充实的。在北大这个历史悠久、人文荟萃学术氛围很浓的高等学府里，我受到了很好的熏陶。从她的众多的学术大师的身上，我也得到了很多的教益。这些熏陶和教益，是终生受用的。前人诗云：“客舍弁州已十霜，乡心日日忆咸阳，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忆弁州是故乡。”我对北大的感情，从某种意义说来，颇有点近似于诗人对弁州的那种感情。未名湖畔的这十年风雨，对我说来，是永远难以忘却的。
作者简历
方汉奇1926年生，广东普宁人。1950年大学新闻系毕业后，分配到上海新闻图书馆任研究馆员。1953年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。1958年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1972年人大停办，再度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。1978年人大复校，重新回到人大新闻系任教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指导教师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，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，吉大、河大、兰大、杭大等校兼职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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